大清王朝的外交内斗：阻开铁路的外交官刘锡鸿纪事下（2 / 2）

“是非悉当默险能明，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

（是非对错，都应该在任何情况可以判别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有功必赏，有错必罚，那么，大家就可以人尽其才；所有人都没有钻营投机，攀附徇情的路子，这样才能让大家有廉耻的观念。如此下去，抚育百姓、掌控军队的两大实政，才能慢慢有所改观。）

刘锡鸿还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何如人哉？”

（英国的民众，大都勤劳谨慎，他们不会懈怠而不做事；英国的商人遍布四海，这个国家的其他行业都竭力劳作，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存，物品的繁富，也可以供给出现破败时的用度。这个国家的富裕，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不能这样，即使火车轮船可以行进很远，那些贩运来的货物，本国无法加工生产，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除此之外，刘锡鸿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

到了英国之后，刘锡鸿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

“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没有闲散而无所事事的官员，没有游手好闲不事劳作的民众，官民交流畅通无阻，没有残暴不仁的国政，没有虚假客套、形式泛滥的应酬琐事。）

通过与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刘锡鸿也打开了眼界。通过与博郎的辩论，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

“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廖，此又一理也”。

（事理是没有穷尽的，一切，都和时势密切相关。这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病痛的时候，注重补养，使元气充足，那么，外邪会不战而退；一旦生病，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先祛除外邪，只是一味补养，那么，病痛始终是无法治愈的。）

另外，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看法：

“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款代笞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

（假如只是按照理藩院的法律规定，参考相关事实，进行变通之后，用圈禁取代流放，用易科罚金取代肉刑，并把这个定为专项条例，用这样的法规来治理侨居、寄居中国的外国人，似乎也未尝不可。）

关于刘锡鸿的话题，到此，画上一个句号。

读者可广阅相关书籍，继续全面深入了解相关事体。

（全文结束）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