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2 / 2）

“我受不了了，就算用喜欢这个词，也骗不了我自己。”程娴转过身去，眼泪一颗颗掉在放杯子的流理台上，形成一个小水洼。

“那么，你要不要告诉他夫人。”

“我说了，她让我管好自己的嘴。”

何枫突然想到了今天生日派对上的乐队。是在演奏哪一个乐章的时候，张盛把程娴推进了卫生间强暴她，又是在哪个音节蹦入众人耳朵的时候，张太太向着已经受伤的程娴用语言砍下了新的一刀？别墅外的院子里铺着的红地毯。那样的长红舌头，到底吞噬了多少女人呢。张盛夫人是一个，程娴也只是其一。

程娴去报了警，但是她缺乏证据，张盛又在机关里有着周密的关系网，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公司里的风波却未就此平息。人们在不对等地位的性侵面前，普遍对下位者更加苛刻。他们尖锐的指出程娴上班总是穿裙子，如果是受害者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报警，即便性侵是真她这么蠢才会成为下手对象。里面掺杂着诸如“价格没谈拢”、“张盛不愿意与妻子离婚”之类的臆测。每一个流言的制造者都在传播时描述的真真切切，如自己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他们又不敢当面与程娴对峙，只在程娴听不见的角落里私语不止。然而这些恶语还是传到了程娴那。程娴怕在公司找何枫单独聊天会给何枫带来麻烦，她只好给他发信息，询问自己哪里做错了为什么会被群起而攻之。何枫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人最爱看的就是别人的不幸。他们把你的悲剧当戏看，你也把他们当愚蠢的观众就可以了。

何枫想：旁人的嘲笑或口头的支持有什么意义呢。受创伤的是受害人自己，要付出巨大代价，牺牲学业、工作讨回公道，诉诸法律的还是受害人自己。大部分人只慕强，他们通过别人的悲惨故事宣泄，炫耀自己的同情心甚至狂欢，嘲笑。共情在这个环境下是缺失的。

因为何枫支持程娴报警和起诉，吴总特意找了他谈话。吴总问何枫是不是参与策划了这件事。何枫说不存在策划，我只是鼓励她说出自己的遭遇。吴总反问，你知不知道她在上家公司还收过客户的钱？何枫说她收过钱也不代表可以被强暴。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求受害者纯白无暇？做错过事的受害者就不能为自己争取公道了吗？吴总说，张总对你不错，公司还要有下一轮融资，还要IPO,你这样是把公司往火坑推。并没有其他人站在她那边，你看见了吗。你为什么要踏这趟浑水。

何枫笑笑说，我倒也不是要多管闲事。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在这里呐喊，那她就是这个公司所有员工眼里被几百号人孤立的疯子。只要有一个人站在她身边，就会有其他人去思考是否可以相信她，再慢慢的靠过来。施害者被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很小，我明白。但有人站出来，他才会体会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0成本，起码要受到一定的舆论压力。当他去寻找新的猎物时，心里会忌惮三分。

何枫递交了离职申请。程娴因为过意不去，跑来感谢他。问何枫为什么愿意牺牲这么多帮她。何枫说，我是gay,你是女人。在这个文化圈里，我们一样，一旦要为正当权利发声立刻会遭遇苛责的人群。他们指责你的着装太性感，指责我们性向小众还高调带坏别人。我们的大部分呐喊是没有反馈的，但喊出来，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何枫并不为离职而难过，他只是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也有裸辞这一天。他告诉杨瑞锦，我不干了。他过去隐忍坚韧总是想的周全顾及所有人，在杨瑞锦的面前突然卸下了盾牌，像小猫露出了白胖柔软，又最易受伤的肚皮。他18岁前对着关系还未破碎的父母，都很少小心收藏起来的孩子气的一面。一个会任性，会累，会撒娇的何枫。他不是人人口中的何工，或者枫哥。只是何枫而已。

杨瑞锦安抚地拍着他的背，吻上了他的额头。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直有打工，每天打工结束都很晚了，在地铁站总能看到一个女孩唱歌。”

杨瑞锦遇到的吉他女孩是很普通的日本上班族。弹吉他唱歌，是她在工作高压之下追求精神自由的一种方式。她每天走出地铁站门后，就会脱下西装外套垫在地上，然后坐在jr站前，弹吉他，唱歌，也不管有没有人来听。杨瑞锦喜欢看她弹唱。从听她弹，到加入她。她们一个弹吉他，一个跟唱。有时候唱半小时，有时候更久。曲毕，互相鞠躬告别。久而久之熟悉后，留了line。有一天女孩没有出现在站台，杨瑞锦发消息问她怎么了，女孩告知，自己遭遇了多次职场性骚扰，忍无可忍，去了劳动省性骚扰对策咨询窗口。劳动局虽然受理了案件，但因为很难取证也无法对骚扰者采取刑事处罚。事情曝光后，骚扰女孩的上司却在工作上给他穿小鞋，煽动同事孤立她。女孩最终只能辞职。

“她没有出现在我下班回家的地铁站口，也许是因为换工作，搬家去了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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