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与台球桌5（1 / 1）

1932年，也就是金三岁那年，尼布尔出版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标志着美国神学界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走向末路。尼布尔在1928年来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此前他曾在耶鲁神学院工作过，还在底特律从事了十三年的事工。一战结束以后汽车工人与黑人移民一直在这座亨利.福特一手创建的城镇里苦苦挣扎，而尼布尔则成为了为这些底层人员争取权益的著名活动家。此外他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和平主义者，还连续担任过几任和解团契（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主席。*正因为上述原因，《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在几乎所有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尼布尔背叛了正义的事业，因为他针对社会福音的前提发动了攻击。社会福音认为，理性与善意在现代世界的稳步前进能够根除社会邪恶，尼布尔对此却不敢苟同。他的主要批判目标就是著名的约翰.杜威，迄今为止最后一位追随者众多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无知是不义的主要原因，尼布尔对此则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不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掠夺性自利倾向”。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受到更好教育的人就一定会不那么自私凶狠。战争、残虐与不义之所以留存至今，是因为人类本性充满了罪孽。

*在金的公共生涯期间，和解团契的领导人是A.J.马斯特（A.J.Muste）。该团契创始于一战前夕，创始人是英国贵格教徒亨利.霍金斯（Henry Hodgkin）与德皇的私人牧师西格蒙.舒尔茨（Sigmund Schultze），两人共同发誓拒绝参与任何可能在各自国家掀起民族主义狂热的战争。当时这一誓言曾被人视为无病呻吟，但是一战的徒劳杀戮使得两人在战后成为了洞见先机的智者。在两次大战之间出生的欧洲人与美国人都将和平主义视为正派可敬的群众运动。1935年针对美国本科毕业生的民调显示，39%的学生拒绝参与一切战争，33%的学生仅仅愿意在美国遭受攻击时参与战争。

尼布尔指责自由主义世界“毫不牵连地逃离了基督教的罪孽教义”。只要略微提起罪孽二字就能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满脸苦相。众多现代神学家纷纷因为心中偶像的变节而震惊不已，因为尼布尔挑破了进步历史观的中心思想。像尼布尔那样把邪恶视为人性的永恒侧面也就意味着神学家将要再一次面临那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样的上帝会允许这样的苦难，以及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一点。当时知识界关于历史意义的普遍观念也将会遭到质疑。要想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底，就等于将基督徒扔回了圣奥古斯汀或者马丁.路德这样的强硬派现实主义者脚下，前者相信每个人都必须“热爱上帝并且蔑视自己”，后者则认为人类是跪求神圣恩典的可悲罪囚。

尼布尔倒是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虽然他后来确实承认过自己对于圣奥古斯汀抱有不合时宜的尊重，因为圣奥古斯汀“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并非心灵控制自我，而是自我控制心灵。”尼布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区分了在大型社会团体中行事的人们的人性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们的人性。个体的人性确实可以接受理性思辨，回应正义的呼声，甚至拥抱宗教精神的完美之爱。但国家、公司、工会以及其他大型社会团体一定总是自私的。尼布尔认为社会只会对权力作出实质性反应，这就意味着一切诉诸于虔诚、教育、慈善、改革与福音主义的势力如果不打算在权力冲突当中沾染一身脏污，就永远没有根除不义的指望。比方说尼布尔不相信道德劝诫能够为底特律或者美国其他任何地区的黑人带来基本经济政治权利，并且嗤之以鼻地批驳了这一理念。“无论有多少个体白人……完全彻底地认同黑人权益事业，美国的白人种族都不会在未曾遭受外力胁迫的情况下就主动承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教条的正确性。”

针对社会福音以及进步信条本身犯下了异端罪之后，尼布尔又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底特律奉行事工期间曾经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影响，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理解权力对于实现正义的必要性。他的批判角度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假装发现了科学分析历史的方法，可是马克思本人对于究竟应当如何战胜人性自私与社会压迫却语焉不详，仅仅“以伟大戏剧与古典宗教的风格”提出了一套“世界末日式的愿景”。马克思主义者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套虚假科学，以至于很容易就会盲目地容忍自身信条的固有不公正之处。尼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充满自负与刻毒”，宣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不仅在于为穷人说话，还在于针对不是穷人的人们施加报复。这样一来将会导致两项不可避免的结果：首先是天真幼稚的轻信受骗，其次是“基于蛮力与恐惧的施政纲领”。*早在1932年他就在中谴责过斯大林的“清除异己政策”——当时美国大多数观察家还没有意识到此类政策确实存在。

*尼布尔曾在私下里暗示他的批评对象是自己任职的联合神学院的系主任哈利.沃德（Harry Ward），他将此人称作“天真幼稚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者”。沃德曾在访问苏联后撰写了《替代利润（In Place of Profit）一。尼布尔认为此是“对于俄国社会的盲目美化，想当然地认为这一社会已经摆脱了自私。”

《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轰动，尼布尔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毫无掩饰的偶像破坏者。主流自由主义者们——例如《基督教世纪的主编——觉得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没能洗刷掉作品其余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基调，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憎恨他批评斯大林。一位共产党评论家谴责尼布尔在政治分析当中“乱洒基督教的酱汁”，并且声称他“比暴徒更糟糕”。社会福音派的评论家们同样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暗示尼布尔对罪孽的强调使他沦为了社会进步的叛徒，甚至跌落进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列。宗教保守派倒是很可能因为这一点对他另眼相看，但他们实在张不开嘴公然赞扬尼布尔，因为此人经常质疑圣经的字面真理，而且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看来都太保守了。

1950年秋天金第一次读到《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的时候，尼布尔再次自我改造，成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公众人物。1932年到1950年之间的十年里，阿道夫.希特勒身体力行地向全世界演示了尼布尔笔下的不道德社会与不可解邪恶理论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尼布尔的思想也从神学家的遣词造句逐渐转变成了全世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尼布尔亲自救助好几名知识分子逃离了德国，还将保罗.田立克接到纽约与自己一起任教。此外他在二战期间创立了基督教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组织，主要任务在于抵消和平主义者在美国的影响力，尽管他本人一度曾经是美国和平主义者的领袖。战争结束后他与埃莉诺.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其他多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们一起创建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其宗旨是在自由派内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日后将会协助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到了冷战期间，正如在反纳粹战争期间一样，尼布尔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跟随着他的名声发生了转变。

在这本中金接触到了早期的尼布尔——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内心潜藏着与他本人十分相似的蓬勃干劲。尼布尔在1932年震惊了宗教世界，又在1950年让金遭受了一记当头棒喝。尼布尔宣称无论是社会福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无力根除人世间的邪恶。这两套信条都希望看到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但是前者的属灵力量过于羞涩纯洁，只能在严酷的世间邪恶面前败下阵来，后者的物质力量又过于机械诡秘，以至于容不下人性的存在，而人性恰恰是正义赖以为生的空气。社会福音将政治实务视为不值一提的沙尘，马克思主义则憎恶教会与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这两者共同体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悲剧——“当代人类对于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信心。”尼布尔所谓的“道德”指的是间接的、非科学的正义领域，其中结合了爱与政治，属灵主义与现实主义。道德是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妥协，也是应对不道德社会的特殊性质的必需品。

这番关于道德的论断在金的内心当中引发了剧烈的激荡。道德是布道人的传统依托阵地。在宗教信仰遭到怀疑的时刻——这样的时刻金以前就经历过，以后还会经历许多次——无法开口谈论救恩的布道人总还可以讨论十诫或者登山宝训。如果上帝并不打算实现种族正义，至少人们总还应当为了弘扬道德而追求这一目标。宗教保守派认为社会福音过于世俗化，以至于远离了宗教的本意。金并不太在意这样的批评。但是尼布尔却声称社会福音没有触及人世间的邪恶因此并不道德，这样的指责完全是另一回事。此时金与克罗兹的黑人朋友们距离硕士学位只有咫尺之遥。他们都认为只要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与白人同样出色，毕业之后尽力宣传社会福音，帮助尽可能多的黑人掌握各种职业技能，同时持之以恒地推动进步白人的种族启蒙，那么他们就为社会正义作出了贡献，无论他们内心的宗教信仰犹疑是否消退。然而如果尼布尔是正确的，任何一位奉行社会福音的布道人就必然是兜售万灵药的江湖骗子。假如黑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那就无异于在属灵层面知假贩假的奸商，一方面享受着黑人布道坛带来的巨大回报，另一方面又肆意散布虚假的希望。此前金就一直因为自己比起克罗兹的其他黑人学生享有更多特权而内疚不已，尼布尔描述的前景更是令他心乱如麻。金老爹毕生都在毫无羞赧之心地追求世俗成功，这样的做派一直令金感到十分尴尬，他本人对于金钱的态度也始终非常敏感。但是尼布尔的著作却令人震惊地暗示道，金老爹反复强调罪孽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他认为教士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力争上游的信念至少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反过来说，社会福音却为金铺平了一条成为伪君子的道路。

多年以前，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阅读登山宝训时突然大彻大悟。从此以后政治界与宗教界就兴起了一阵日益壮大的理想主义思潮，尼布尔则打算将这股思潮扭转过来。托尔斯泰当年在熟读千百遍的登山宝训经文当中发现了“不要与恶人作对”这句话。“我为什么一直在为这句话寻求别有用心的动机呢？”托尔斯泰自问道。“‘不要与恶人作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应当绝不反抗，绝不以暴*制暴，换句话说就是绝不做出任何违背博爱法则的行径。”这位俄罗斯巨匠在垂暮之年转变成为了现代和平主义的先驱。年轻的莫罕达斯.甘地在英国留学期间读到了托尔斯坦撰写的《神的王国在你心中，并且受到了深切的触动。托尔斯泰即将走完人生道路之时，甘地在南非兴建了平生第一个公社，并且将其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尼布尔指责和平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们想当然地认为甘地发明了一套妙法，使得宗教人士不仅可以积极参与政治，还能免遭人间腐败的沾染。在尼布尔看来，甘地在南非刚刚开始抵制种族歧视法律的初始时刻就放弃了托尔斯泰的理念。甘地组织的罢工、游行、抵制与示威全都是胁迫行为，只不过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从根本上依然违背了“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明确指示。尼布尔对于甘地的努力表示肯定，但却并不认同过度拔高甘地的情绪化解读，也并不认为甘地已经超脱到了高于人间伦理冲突的层次。尼布尔认为这样的信念不仅自以为是，而且毫无根据，因此非常危险。

尼布尔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甘地采取的斗争方法依然局限于政治层面并且仅仅只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极为轻微的改善机会，但是这套手段依然属于“胁迫措施的一类，此类措施为社会生活当中的道德与理性因素提供了和谐共存的最好机会……换言之，对于无望成为多数派并且不可能积累足够实力从而与压迫者硬碰硬的被压迫群体来说，非暴力是一件很有用的战略工具。”尼布尔放大了这一点希望的微光，认为美国黑人权益事业很可能受益于这套手段。如果能够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对甘地的做法加以改造，然后将其投入一场困难且持久的社会运动，那么就算不道德社会当中的各种自私力量与黑人作对，黑人权益事业依然有可能取得切实进展。尼布尔提出了几条推进黑人非暴力运动的具体设想，并且得出结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宗教想象可以在政治生活当中作出比目前更大的贡献。”

像尼布尔一样，金的宗教思想与政治思想也奉行同样的道德标准。针对上帝的存在与本质的问询似乎与另一个更简单且更偏向存在主义的问题合并在了一起：宇宙是否友好？尼布尔将爱、完美与上帝归于一边，将正义、现实与人类归于另一边，在两边之间画下了明确的界线。但是同时他又试图用他的道德个人与不道德社会理论将这两边统一成为单一的连续体。金在一篇学生论文中化用了尼布尔的看法，“正义与爱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非连续性的。正义是爱的负面应用……为了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很多个人都企图牺牲他人的利益，而正义就是针对此类企图的遏制手段（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强力）。正义是爱向集体心灵发布的信息。”

对于金来说，尼布尔著作的另一项摄人心脾之处在于字里行间的张力。尼布尔将福音自由派对于登山宝训的热情与怀疑主义者对于人性乖僻的坚定主张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在涉及上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信笔由缰火力全开，但他同时还认为甘地身上体现了远远超越绝大多数宗教自由派的进步潜能，并且还将甘地的手段认真打磨了一番，使之成为了最能经得起各种攻讦指斥的宗教政治结合体。尼布尔在正反两面之间构建起来的联系与张力都令金心有戚戚，因为他本人的小世界也充满了各种对立面——淡然与抱负，知识与热情，教会与国家，黑人与白人。日后金的最打动人心的演讲总会用正义的晴朗天空来映衬压迫的午夜风暴，用足以媲美圣奥古斯汀的笔法来极力渲染是非善恶明暗进退之间的对比。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无论是朝向正义接近一步还是背向正义远离一步都有可能影响此时此刻的金对于宇宙是否友好以及上帝本质如何的判断。早在身为学生的时候，金就认为如履薄冰的宗教才是具有活力的宗教，换句话说怀疑与信仰同样重要。在一篇明显受到黑格尔与尼布尔影响的论文当中金这样写道：“如果任何立论都意味着反论的存在，任何反论也必然伴随着立论，那么信仰本身就包含着怀疑，有神论也包含着无神论。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遭到质疑都有可能为宗教本身招致灭顶之灾。”

日后将会有各路笔墨将金描述成为甘地的追随者，而金本人也从未试图阻止此类描述。这样的默认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公关策略的产物，因为他知道黑人甘地信徒的形象颇有异国情调，很能抚慰广大美国受众。他也提到过自己曾在一夜之间就购买了五六本关于甘地的籍，但他从未费心提到过其中任何一本的题目或者内容。此外他也几乎从未公开谈论过甘地的为人。他对甘地主义的评论与他对一般性非暴力运动的看法也没什么区别。相比之下，他在自己的每一本重要著作当中都援引过尼布尔的言论，并且总要简述一遍《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的主旨。他承认他“十分迷恋”尼布尔，因为这位前辈“让我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

金曾经这样写道：“尼布尔对当代神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驳斥了大部分新教自由主义的虚假乐观特质，同时又没有陷入欧洲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反理性主义窠臼，也没有沦落到半原教主义者以及其他辩证神学家的行列当中。”这番话对于金来说意义重大，但他的大多数读者无疑都没有仔细琢磨过这番话的深意。他在公开场合并未就这个话题多说什么。然而在私下里他经常表示尼布尔深切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而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仅仅是遵循尼布尔思想的权力招数而已。”金将读研毕业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尼布尔研究上面，因为尼布尔触及了他的每一个痛点，从和平主义到种族问题再到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