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 / 2）

一九八六年仲春，奶奶猝然离世，我只好离开阳坡村老家，回到百里之外的父母家。

我的奶奶在世时身体很硬朗，按我姑姑的话说，比她还壮实。我的奶奶经常跟我唠叨，希望这一辈子不麻烦医生，也不麻烦儿女，无病无灾活到九十岁，然后在杏树开花的时候，在睡梦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我的奶奶果然既没麻烦医生，也没麻烦儿女，果然在院子里那棵老杏树开花的时候，在睡梦里安然离世，只是还远远没活到九十岁。我相信奶奶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了阿弥陀佛，所以并不怎么悲伤，只是非常、非常的想念。

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些后怕的，幸亏那时我的姑姑来娘家小住。我就读的中学离家较远，需要早睡早起，而我的姑姑又习惯晚睡，怕影响我就打发我去里屋的炕上。自上学起，每天早上我都是靠奶奶叫醒，那天早上，一直睡到大天亮，也没听见奶奶的叫声。

因为上学迟到了，我不由气急败坏，一边梳头一边埋怨：

“奶奶，你怎么没喊我？！”

我的抱怨声将睡在炕另一头的姑姑吵醒了，而我的奶奶却闭着双眼毫无反应。

“迟到一回半回不要紧，老师不会责怪你。”

在姑姑的安慰声里，我正扎着马尾辫的皮筋“啪”地断了；搁在窗台上的备用皮筋不见踪影，我越发焦急起来。

“奶奶！你把那些皮筋转移到哪里去了？！”

见我的奶奶还是毫无反应，姑姑伸手碰了碰她的腿，随即叫一声“娘！”然后迅速地爬过来伸手试奶奶的鼻息。

“清、清扬！快去！叫、叫人！”

“怎么啦？！”

“你奶奶……不舒服，快去叫隔壁你李奶奶！快、快去！”

……

我的爷爷在我还不怎么记事时就去世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每当我问起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奶奶总是回答“一个沉默寡言的‘糟老头子’！”在我懵懂的年纪就不相信奶奶的话，因为每次这样作答时她都带着笑，而且接下去会兴致勃勃地详述爷爷生前的事迹。上了初中后我终于明白，奶奶的这种表达方式就是作文中的明贬实褒。我知道奶奶爱说关于爷爷的故事，就一次次的发问；我们俩都装作记性不好，一个就像是第一次问，一个就像是第一次答。奶奶喜欢杏花，我也喜欢。奶奶说，院子里的那棵杏树是爷爷专门为她种下的。奶奶说这话时的神情就像一个羞涩的新娘子。

我的爷爷奶奶只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儿子——我的爸爸裴祖佑，在百里之外的安平镇邮电局工作；他们的女儿——我的姑姑裴祖爱，嫁到七里外的一个村庄。

我有一姐一弟。姐姐叫清莹，大我三岁；弟弟叫清晏，小我三岁。

在我三岁时，父母将我送回老家托付爷爷奶奶抚养，也就是说，我在阳坡村老家已经生活了十二年。

因为隔得远，因为交通极其不便，这十二年中，在奶奶的陪伴下我回过父母家两次。第一次去时我还不怎么记事，第二次去时，我已经上四年级。一天，姐姐领着我去找在服装厂上班的妈妈。我正在一个角落里捡着花布头，两位阿姨走到我身边打量起我。“打小看苗，老裴家这个老二姑娘长大了也出挑不到哪里，比老大差远了！”那位比较瘦的阿姨对比较胖的阿姨说。“这个可不一定！”比较胖的阿姨回道，“有的孩子‘巧’长，有的孩子‘拙’长。我有一个侄女，小时候也是又黑又瘦不见长个儿，现在长得可出挑、可漂亮了！”

我的父母和姐弟虽然算不上性情凉薄，但都是不善于表达之人，我不去亲近他们，他们也不主动亲近我。每次他们回老家，我都像怕见生客的小孩子那样，先躲到郭泰家里待半天。

郭泰比我大几个月，像小大人似的沉稳安静。他是我在阳坡村最要好的伙伴，可以说整个童年期间我们俩都形影不离。上初中后，有流言将我们的蓝色友情渲染成粉红色，为了避嫌，在同学们面前我们不得不保持距离，甚至连招呼都不敢打。其实我和郭泰的疏远只是表面上的，从小在一起玩耍我们话就不多，因为只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能理解彼此的意思。

虽然表面上我跟父母、姐弟很生分，但内心深处非常渴望亲近他们，尤其看到邻居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吃饭或聊天时。有一次我问奶奶，为什么我的爸妈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奶奶说，他们两个都上班，三个孩子照管不过来。这个理由让我无法信服，又问，为什么送回来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姐姐。奶奶说，因为姐姐小时候病病殃殃的，不如我长得壮实。自那以后，我就暗暗希望自己也变得病病殃殃，我倒不是想借此回到父母身边，只是想迫使他们经常回来看看我。

小学五年级那年，我终于将自己咒成了“病秧子”。人都有头疼脑热的时候，我却是隔三差五的害病，有一次没好利索就去上学，因低血糖晕倒在操场上。经常生病旷课，引起一位老师的不满，一天，他向我提问问题我没有答对，就当众嘲讽我道：“她爸当干部，她妈当工人，养了一个‘病秧子’，真是愁煞人！”

自从我变成“病秧子”后，奶奶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烧香磕头为我祈福，并经常安慰我说：“生病是在消业障，熬过去就平平安安了。”

“大病不犯，小病不断”并不能引起我父母的重视，哦，不对，他们曾带我去县城的医院做过一次全面检查，医生说我没什么大毛病，只是体质弱而已。我以为从此以后我的父母就会经常回来看我了，谁知他们依旧一年回来两三次，也丝毫没有把我接回身边的意思。

我既怕打针又不肯吃药，每次生病都是硬挨，从小学五年级起，请病假就成了家常便饭，尤其在冬天里，一星期不上学是常有的事。若不是郭泰热心地来家帮我补习落下的课程，我可能就自暴自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