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弗农.约翰斯4（1 / 1）

1951年春天，约翰斯再次驱车回到了弗吉尼亚州。这次回家的目的不是休假，而是要应对一场危机：三K党在他弟弟的院子里焚烧了一座十字架，因为约翰斯的家人参与了附近学校的罢课活动。麻烦始于1951年4月23日上午，地点是位于法姆维尔的R.R.莫顿中学（以布克.T.华盛顿的助手兼继任者命名）。当时学校的校长收到电话通知，警察要在公交车站逮捕他的两个学生。不疑有诈的校长立刻奔赴了市中心。校长前脚刚走，各个教室就都收到通知要召开全校大会。四百五十名学生和二十五名教师全都走进了礼堂，然后交头接耳的嗡嗡声顷刻间就随着舞台幕布的拉开而沉默了下来。全校师生张口结舌地看到，舞台中央的发言人并不是校长，而是一位十六岁的学生芭芭拉.约翰斯（Barbara Johns）。她宣布这是一场特殊的学生会议，议题是学校当前的恶劣环境。然后她要求老师们全体离场。老师们这才意识到眼下的情况肯定没有得到校长的授权而且极度危险，再往前走几步就会等同于青少年犯罪。有几个老师冲上舞台想将芭芭拉拖下来，芭芭拉则脱下鞋子奋力敲击学校长椅。“我要求你们全都离开！”她对老师大喊道，一边喊一边招呼她的一小群支持者们把老师从礼堂里轰出去。

芭芭拉.约翰斯是弗农.约翰斯的侄女，是他的弟弟罗伯特的女儿。她经常住在伯伯家里——向阿尔托娜婶婶学钢琴，并且勉力应对弗农伯伯严格的冬训规程。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能虚度时光，要么学下象棋，要么读。弗农.约翰斯还经常会冷不防地出题考问孩子们，题目范围可谓无所不包。不过天生反骨的芭芭拉总会在两腿之间隐藏一本漫画，趁伯伯不注意就翻看两页。约翰斯家族的人们都认为在年轻一辈当中就属她的火爆脾气最得她伯伯的神韵。现在她提醒同学们这座学校自从1947年以来的校史多么难看。当时由于学生数量太多，教学楼里容不下，县政府不得不临时搭建了三座沥青纸糊房顶的棚子来容纳学生——学生们冬天上课必须穿大衣，因为棚子根本不挡寒；她的历史老师——兼任校车司机——不得不收集木柴，每天早晨在棚子里点火取暖；学校的校车也是白人中学淘汰下来的二手车，就算跑起来车里也没有暖气；县政府长期向黑人校长承诺建设一所新学校但却每每食言而肥，就像抛弃新年决心那样漫不经心。由于黑人成年人已经心灰意冷，不再打算纠正上述问题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不公正现象，现在是发动学生抗议的时候了。在芭芭拉看来，即使改善成果来得太晚，以至于他们自己享受不到，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将会受益。因此她呼吁全校罢课。全体学生都跟随着她走出了学校大门。

早在黑人成年人决定采取行动之前，早在大多数当地白人注意到相关争议之前，芭芭拉与她的小团体就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寄出了请愿信。协进会的律师们完全误读了倡议的来源，还以为寄信人是学生家长，因此同意来到法姆维尔开会，前提条件是“孩子们”不能参加。集会现场来了一千多名黑人，父母子女都有。律师告诉他们任何战斗都很危险，至于罢课更是非法。可是学生们却喊道，监狱装不下他们这么多人。心存怀疑的律师还认为协进会不能为了提升黑人学校的硬件质量而打官司，只能为了推动彻底种族混合的学校而打官司。这个令人目眩的愿景使得学生们盘算了一阵，然后就高声表示了赞同。罢课活动进行了几天之后，一股几乎有些超现实的浪潮席卷了整个黑人群体，淹没了一直左右着行进方向的保守领导层。一位自称终身都是“约翰斯门徒”的年轻布道人在一场大规模弥撒的现场声若洪钟地宣称，“任何人如果不支持这些以身涉险的孩子们就算不上是个人”。他的会众们随即投票支持继续攻击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学生们走出校门一个月之后的1951年5月23日，协进会的律师们将这一案件与其他四起类似案件合并起来提出了诉讼。这份诉状最终将会抵达美国最高法院，也就是青史留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

假如这次罢课发生在十到十五年之后，芭芭拉.约翰斯肯定会成为公共媒体当中的现象级人物。然而在当时这起案件却被白人们集体无视了。在普林斯爱德华县以外，几乎全国的黑人群体都忘记了这起案件源自一群中学生的义愤之举。当时毕竟还是1951年。远在蒙哥马利的弗农.约翰斯通过信件得知了这场争议，因为法姆维尔的罗伯特.约翰斯家里还没安装电话。电视还是个初生的婴儿，“青少年”这个词最近才开始得到普遍使用，全社会所有人都不认为任何种族的未成年人可以在政治事件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趁着夜色掩护闯进约翰斯家庭院里火烧十字架的三K党或许是个例外。即便他们做到了这种地步，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而是她那个煽风点火的怪伯伯。

当弗农.约翰斯从蒙哥马利回到家里的时候，家中厨房里的气氛非常紧张。罗伯特是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农民，性情远比他更温和务实。在兄长面前罗伯特毫不掩饰内心的恐惧，他的妻子也是一样。夫妻两人都忧心如焚，唯恐性情固执的女儿说不定哪天就会横遭不测。他们把女儿关在房间里，不许她参加协进会律师与当地黑人社区的见面会。鉴于已经显露的暴力与风险，他们并不乐意见到家乡的乱局使得弗农伯伯如此不加掩饰地“兴奋起来”。他们要求他把侄女带回蒙哥马利躲躲风头，弗农同意了。罗伯特请求他在路上千万要小心，因为他一直认为兄长的驾驶技术不怎么样，特别是当他尽情朗诵诗歌的时候。

就这样，芭芭拉一夜之间就从学生领袖变成了流亡难民。第二天早上，她的父母不容分说地将她塞进了弗农伯伯的绿色别克轿车里，车上放了奶酪和牛奶，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西瓜。一路上她感到越来越尴尬，因为她那位活在传说中的伯伯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居然毫不介意大吃西瓜，丝毫不差地迎合了针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他根本没问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对她的惊人事迹完全不置一词，这一点尤其令她火大。她愤怒地猜测着他的沉默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他劝诫全体黑人自立自强的言论只是说说而已，心里想得却是如何以一己之躯承担所有的风险。也许他想保护一位家人或者一位无知少女——这两种可能都会触犯伯伯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诗歌朗诵，一边心想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真正理解这样一位历经风霜的长者。最后她认定，伯伯之所以保持沉默，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为她感到骄傲但却拒绝赞扬她，因为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赞扬过任何人，唯恐让别人觉得自己以前看低了他们。这个理论致使她的骄傲压倒了怨气，并且暗下决心到了蒙哥马利之后绝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在法姆维尔的作为。

来到蒙哥马利之后芭芭拉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伯伯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德克斯特大道教会会众正在阴谋反对约翰斯的谣言，而且带着亲手烹制的家常菜来到牧师家里串门的女性会众也越来越少见了，这一点无疑是个坏兆头。仍然在街头摆摊卖菜的约翰斯则加重了针对会众的批评力度，指责他们将自己隔绝在个人世界里。“你们甚至就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在布道坛上吼道。他还要求全体会众反复大声念诵新成员的名字。如果他们即使在自己所属的阶级内部都如此相互隔膜，那还怎么能作为同一个种族发挥合力呢？约翰斯之所以如此关注隔绝问题，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会众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的太远，以至于完全被白人的报纸牵着鼻子走，将其他黑人——特别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物化成为了面目漫漶的泛泛之辈。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社会环境非常暴力——一名黑人男子仅仅因为从白人女性身上偷走了1.95美元就会被法官和陪审团判处死刑（此人后来获得了吉姆.福尔瑟姆州长的赦免），不守规矩的警察经常当街野蛮执法，法院对他们的制约也软弱无力。有一起发生在蒙哥马利的案件尤其让约翰斯不能忘怀：一名警察拦住了一位超速的黑人司机，然后用撬棍把他打了个半死。路过的黑人只是站在周围默默旁观而已。

这起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约翰斯就将自己的长女阿尔托娜叫到自己面前，神色沉郁地说道，“跟我来一趟，孩子，我要进行一场布道。”他的神情如此吓人，以至于阿尔托娜一句话都没说就跟着父亲走出了家门。父女二人穿过市中心，走下山坡，来到德克斯特教堂门前。约翰斯掀开了教堂门前公告板上的玻璃罩，又将一盒金属质地的字母交给女儿，让她在人行道上把字母排开。约翰斯习惯性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就让她在公告栏里拼出了本周周日的布道题目：“为什么在蒙哥马利谋杀黑人很安全。”她在明亮的阳光下排好了字母的顺序，完成之后又一言不发地跟着父亲回家了，就像他们来时一样。

当天晚上，约翰斯住宅的电话响了一宿。有些满怀敌意的白人威胁约翰斯拿掉这个标题，否则就要烧毁德克斯特教堂。有些满心焦虑的德克斯特会众偷偷告诉约翰斯哪些白人特别愤怒，哪些教会成员特别不安。第二天，一名警察带着传票来到教堂传唤约翰斯出席听证会。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几名警察将约翰斯护送到了巡回法院。法庭提到了煽动暴乱、诽谤警察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等指控，但是在听证会现场并没有人公然抛出如此正式的罪名。这次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法官、警察局长以及若干位富有影响力的公民凑在一起研究一下约翰斯，从而确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黑人。法官质问约翰斯为什么要在教堂门外彰显这样的字句，而约翰斯的回答则让法官轻轻地点了点头。他说他只是想为下一场布道吸引一点公众关注而已。法官认为他就算把这行字句拿掉也不会影响布道的人气，约翰斯则简要回顾了标志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从古希腊到古埃及，从古罗马到宗教改革期间的欧洲，民政当局一直在迫使人们摘除各种标志。然后法官又问他为什么要宣讲跨种族谋杀这样一个火辣辣的话题。“因为我在南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黑人被迫在皮肉与灵魂之间做选择，”约翰斯回答道。“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选择了皮肉，而我要告诉他们皮肉并不值得他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法官很快就放走了约翰斯，并且警告他说一意孤行肯定会让他遇到大麻烦。

这一周的周六晚上，三K党又在德克斯特教堂草坪上焚烧了一座十字架。尽管如此第二天早上依然有一大群人聚集在教堂里听取约翰斯布道。他将历次针对黑人的谋杀与“耶稣遭受的私刑”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不过他并不太关心每一起具体案件当中的凶手与受害者，仅仅将这些案件当成了阐述观点的论据。最后他做出预言，只要黑人“听之任之”，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就将会继续下去。布道结束后，走上街头的信众们心里五味杂陈，充满了各种争论与暗自下定的决心。

出乎意料的是，召开听证会的白人法官在第二周将约翰斯请进了自己家里。法官对于三K党焚烧十字架的行径表示遗憾，还想与约翰斯进一步讨论一下他在法庭上引用过的几段历史典故。然后然后法官又问约翰斯自己是否能为他做点什么。兴许真有这么件事，约翰斯答道。他听说法官的私人藏里有一份联邦将军威廉.谢尔曼回忆录。如果传言属实，一名南方白人收藏这本可谓十分少见，因为谢尔曼当年几乎将佐治亚州与南卡罗来纳州烧成了一片焦土。但无论如何约翰斯都想借阅这本。法官笑着说自己乐于从命。然后他表示要开诚布公地说几句。他承认自己曾经坚持要求警察允许约翰斯布道，因为堵住某人的嘴只会掀起更大的麻烦，还不如让人有话直说。这番居高临下的言论激怒了约翰斯。他邀请法官在下周周日参加布道，布道当天法官派人送来了谢尔曼回忆录，但他本人没有到场。这一次约翰斯的布道主题是“论白人强奸犯”。从那以后他与法官再没有打过交道，但他还是把还了回去。

这两场布道以及其他几场同样尖锐的布道进一步搅乱了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内部的政治局面。有些教会成员不太待见约翰斯的种族主张，因此一边假装喜欢这些言论一边又担心他“老迈糊涂”，把卖鱼当成了正事，却没意识到他这是自己给自己拆台。有些成员重新考虑了牧师卖鱼是否得体的问题，认为只要约翰斯不再宣讲如此危险的布道题目，他们肯定很乐意照顾他的水产生意。还有另一些成员因为约翰斯在种族布道当中展现出来的勇气而感到自豪，并且指责其他教会成员胆怯怕事，迫使他们的布道人也只能装疯卖傻，利用卖鱼来给自己打掩护。至于约翰斯本人自然一如既往地认为种族布道与卖鱼卖菜都是同一项伟大真理的组成部分，不过认同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他在1952年上半年又接连两次提出了辞职。

这两次辞职的起因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营销策略的微调。在第一次辞职之前，为了方便德克斯特教会内部的顾客，约翰斯将教堂的地下室当成了存放周日特供农产品的库房。一次尽善尽美的布道终结之后，他总还会站在布道坛上附加一段宣传自家货品如何物美价廉的现场活广告。销量的确有所提升，但有些教会成员认为约翰斯已经捞过界了。一部分女性会众领袖尤其怒不可遏。这一来约翰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因为大多数会众都是女性，几乎所有的常规教会功能都要由她们操持，从音乐编排、膳食供应到鲜花摆放等等不一而足。黑人社会的母系趋势进一步放大了她们的实际权力，远远超出了教堂花名册附录的范畴。

第二次辞职的起因则是一起堪称一锤定音的事件。这一回约翰斯和鲁弗斯.刘易斯一起将一辆装满西瓜的卡车开进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里。大学校园是会众领袖的主场阵地，约翰斯的入侵无异于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教会沦为了同事的笑柄。阿拉巴马州立学院是当地黑人进步与社会地位提升的排头兵，可是学富五车的弗农.约翰斯却专程跑到这里来卖西瓜，这一幕简直看得人们眼珠子都要掉了。执事们紧急召开了一场质询会，并且劈头盖脸地将约翰斯斥责了一顿。于是约翰斯再次离席而去，不过这一次奈斯比特终于履行了他的职责，通知约翰斯执事团建议教会接受最近这次辞职，或者说他的第五次辞职。一场气氛紧张的大会过后，大多数德克斯特会众都投票同意接受约翰斯的辞呈。

弗农.约翰斯在家人动身之前就离开了蒙哥马利，一路向北行进，沿途讲课布道。他于1952年12月再次回到了弗吉尼亚州法姆维尔。此时包括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和斯波特伍德.罗宾逊（Spottswood Robinson）在内的协进会律师们已经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向大法官们陈述了约翰斯故乡的黑人学校条件多么恶劣。芭芭拉.约翰斯和她的大伯一直通过新闻报道跟踪关注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朗案。但无论是伯侄二人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想到法姆维尔的白人当局居然宁肯将整个公立学校系统关闭整整五年也不肯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上妥协让步。早在布朗案尘埃落定之前很久，芭芭拉的心头就压上了挥之不去的负疚感：掀起事端的人是她，承受后果的却是别人。她认为她和她大伯都有这个毛病。

至于奈斯比特则面临着更为切近的问题。他需要尽快为德克斯特大道浸礼会教堂物色下一位牧师。之前两次人选害得他饱受指责，这一回他不能再失手了。有些会众已经将他本人当成了过去七年教牧争议的罪魁祸首。此时的奈斯比特十分嫉妒他在第一浸信会的联系人与同行威廉.比斯利。当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成立的第一浸信会是目前两家教会的共同先辈，可是两家教会如今的处境却大不相同。比斯利刚刚经历了另一次教牧权柄的平稳过渡，将拉尔夫.D.阿博纳西（Ralph.D.Abernathy）牧师任命成为了“一日一砖教堂”的新一任布道人。自从1867年黑人会众从白人教堂出走以来，第一浸信会总共仅仅更换过七任布道人。

相比之下，教牧权柄移交在德克斯特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执事和会众们对于新任布道人历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弱势候选人难免惨遭羞辱，强势候选人一时半会也收不到准信——而现在他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小慎微。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拒绝了好几位或老或小的布道人。从教会形象的角度来看，他们重新树立了教团的底气，显然德克斯特会众们并不急于随便找个布道人充数。然后他们就像往常一样继续拖延了下去，最后奈斯比特与其他执事们不由得担心教会会陷入派系分裂与优柔寡断的窘境。毕竟，没有布道人的教会算不上教会。所以奈斯比特加紧了探查工作。

1953年12月的一天，也就是约翰斯离职之后大约一年半，奈斯比特完成了佩格里姆人寿保险公司亚特兰大地区办公室的账目审计工作，与当地经理W.C.派顿闲聊起来。派顿知道过去几年奈斯比特被弗农.约翰斯折腾得不轻，而且两人之间的交情也很不错。于是奈斯比特对他大吐苦水，抱怨说自己怎样也找不到理想的新牧师，因为德克斯特教会成员实在太挑剔了。奈斯比特需要一个作风更传统的牧师——按照德克斯特传统，这位牧师必须受过专门的教育与培训，但是在着装与行为举止方面一定要比约翰斯更守规矩，不像约翰斯那样富有争议，最好是个根基不牢的年轻人，免得执事团又要啃硬骨头。

闻听此言，派顿突然灵光一闪。“奈斯比特，我想我这里有个人选，”他说。他想到了一个为人处世无可挑剔的年轻人。此人刚刚从最好的学校毕业，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且从业多年的牧师。派顿与这家人关系很好，知道这个年轻人要来亚特兰大度假。所以他为奈斯比特与小马丁.路德.金安排了一次会面。